《时尚健康COSMO》
穿越生死交界
告别8年“过劳模”的生涯，我任性地回到了少年理想中的自由国度，当我再次有悠长的时间去欣赏天空的湛蓝时，我有一种感觉，我自己的人生是从2004年开始的。
文/孙未
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，我是一个幸运的人，在悠闲中做着我最爱的事情——写作。这是我十九岁时，郑重定下的目标。
没有闹钟，没有手表，我可以每天睡到自然醒来，然后为自己做一顿美餐，再打开电脑写字。春暖花开的时候，我随时打个背包去到遥远的地方旅行，一个月，两个月。我在雪山中徒步，与马帮同行，或者在沙滩上写作，静听大海的涛声。沉静的冬季，我在午后的阳光下，读海德格尔、萨特与舍斯托夫，漫步去听音乐会，看画展，欣赏话剧与昆曲，用安详的心与古人交谈。
我用我最喜欢的方式去度过我的每一天，因为我深知，人的生命何其脆弱，疾病和死亡随时会从你背后扼住你的喉咙。生命和健康就象空气，很多时候你并不觉得它的存在，当你终于了解到它的珍贵，也就是你正要失去它的时候。
“过劳”的第一站
1997年夏天，是我第一次面对死亡，当时我在上海电视台担任编导和现场主持人。剪片到凌晨三点半，打车回家途中发生车祸。轰然一声，我感到死亡离我如此贴近。
那时候我们《新闻观察》的栏目刚刚创办，我是这个重点栏目创建“元老”中年龄最小的一个，更加是通宵达旦。我常常连续通宵三天三夜，四天四夜，连续不睡地坐在剪辑室里，感到饿的时候就化两分钟出去泡了方便面，眼睛就又回到了监视器的荧屏上。还记得我坐在剪辑机前是背对着窗户，时间流动着，不知晨昏，只看见银屏上反光亮起来了，我便昏沉地想，天亮了，不久反光又暗下去了，那就是天黑了。
车祸损坏了我不少零件，最严重的是神经性耳聋。更惊人的是，生平第一次住院的全面检查，我竟然被查出有高血压、严重早博和胃病，这些显然是与车祸无关的。我这才意识到，过度疲劳在我身上留下了印记，因为年轻，我一直扛着不觉得，只以为是睡眠不足。
后来我的听力就一直好好坏坏，都是因着我太拼命工作的缘故。过于劳累使我的听力不断下跌，光因耳聋住院就有三次，医生再三告诫说，你再这样拼命，你会一点听力也剩不下的。与此同时，是奖杯越来越多，国家司法部和广电总局颁发的第五届法制题材电视节目“金剑奖”专题片一等奖，中华环保世纪行宣传活动好新闻二等奖等等。
“过劳”的第二站
第二次面对死亡，是在2001年夏天。当时我做的商业计划书，刚刚获得了一家大型国有企业几百万的投资，是一个民间电视制作公司的计划。董事会任命我担任公司的总经理。
筹建一个公司的工作量，绝不会比制作一档电视栏目小。一样的疲劳状态中，赶去参加总公司召集的子公司总经理会议。白天是冗长的会，晚上是盛宴。
国有企业的总经理会议，都是些上了年纪的老先生们，我想，他们见到会场中，有我这样一个年轻女子，一定很好奇。于是，夜宴中，人人都要与我喝一杯。领导们的酒是推不得的，加上我是新人，这是应酬的规矩。硬撑着干杯，不记得喝了多少，来不及吐便睡倒了。
第二天，撑着又开了一天会，却越来越感觉坐不住，浑身剧痛，发烧。半夜便是在医院了，郊区的医院，胰脏已经破了，腐蚀性的胰液流在了胸腔里，四处蔓延，火一般地在烧。工作的疲劳加上应酬的酒精，这就是生意场上损害人健康的两件利器。
重症监护病房住了两月许，靠浑身插满管子续命。常常在夜半听到某台呼吸机发出警报，然后许多急促的脚步走近，灯亮了，抢救的声音，最后一个人在惋惜声中被推走了。
终于活下来。稍能说话，便电话指挥工作。稍能起身，便召集大家到病房开会。开会人多，便叫人用轮椅推去大一些的会议室。不久把电脑也搬来，在心脏血压监控器和呼吸机前，兀自开始写文件。因为不想整个公司的业务，因我的病情，就此停了。
后来出院上班，照例忙碌，熬夜，奔走，一刻不闲，人飞快地消瘦。当时许久未见的朋友，看见报纸上专访我配的照片，都问，那是你刚从重症监护病房出院的时候吧？我说，不是啊，拍这张照片的时候，我正在生龙活虎地操作着全国科技频道协作体的项目，不是跑北京等批文，就是跑全国各地电视台签协议，还要兼顾上海公司的大小事情。
回想那时的忙碌，手机和办公室分机不停地响，不停地在各种单据和文件上签字，不停地出差，连天连夜。胰脏就此常常犯病。终于明白身体的病就象一个洞，劳累要破坏身体时，总是先从那个洞开始，以前是听力，现在是胰腺。不同的是，胰腺的病每次发作都是可能致命的，于是我开始总是行走在生死之间的那根双黄线中央。
为了自己想要的生活
其实，这些年里，面对每况愈下的健康状况，我一直在反思工作对我的意义。工作本身确实带给我许多快乐，攀登高度的乐趣是我喜爱的。但是令自己过度劳累的情况，往往是因为在意领导对你的看法，社会对你的要求，旁人对你的评价，这些是不是有意义？
《二十世纪文化散文系列丛书》收录了我98年一篇关于死亡的文章，写道：人们永远不会衰老似的工作，象一家大机器的各个部位上一样冰冷的零件。他们在工作的时候曾经以为是自己使世界不同，等用旧后被拆下来扔到黑色垃圾袋里的时候，才发现自己和其他人是完全一模一样的零件。
我们是不是一直高估了自己？没有我们，地球一样转动，而我们从工作中获得的无非是自己的感受，但是，这样损害健康地工作，我们在意自己的感受了吗？
当一个人反复与死亡握手，就会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，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。
在我十九岁时，已出版过三本书，并加入了上海市作家协会，是当时作协最年轻的会员。因着热爱写作，当年的我立下了一个誓言，化十年时间，去这纷繁的世界里历练，然后回来文学的净土，完成我写作的理想。
十年时间已经到了，践诺，就意味着放下眼下的一切，很现实的问题——经济收入，社会地位，以及未来的保障。想想也真是可怜，现在每个人都在说职业生涯设计，好象一个人求学，就业，再深造，再跳槽，永远都是为了将来的某个时间，可以过上安逸的日子，那么今天呢？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在明天死去，了解了生命和健康的转瞬即逝，我没有理由再蹉跎今天，更没有理由为了世俗的羁绊，去背叛自己。
“回来”的选择
2003年年底，我开始了我理想中的生活。家人很理解，而我以前的工作经历也足以使我获得一些兼职，用短暂的工作养活自己。每年年初和年中，因为我工商管理的学历和影视制作的专业背景，照例有不少猎头公司前来游说，我笑而不应。今年春天，意外地获得全国征文的第二届文学新人大赛一等奖，获奖篇目就叫做《回来》。我回来的这个地方，时光从此如水，安然而舒缓。
开始写作的生活不久，我就被约稿开设了不少专栏，也开始有出版商与我洽谈书稿。想要赢得社会的承认，我们都曾经按别人的要求拼命工作，却不得要领。然而当我终于决定为自己而生活时，世界露出了和蔼的笑容。这样的生活，让我感觉到自己的生命，感觉到健康带来的生机盎然。更重要的是，我在写作，一种思想并讲述的满足。当一个人做着最爱的事业时，不会焦虑，更不会患得患失，这是心灵的健康与自由。
把活着的每一天，当作人生的最后一天，就会懂得怎样去生活。在活着的每一天，尽可能让自己健康地多活些时日，就能多些时间去穿越生命的风景，它正在我眼前无比宽广地展开，从来未曾见过的美丽澄静。
